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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启动点》书评
发布时间:2019-04-24

一个人与一个省的40


作者:潘凯雄


在举国上下隆重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刻,浙江联合出版集团所属之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了一部重要的主题性作品——胡宏伟的《东方启动点——浙江改革开放史(1978-2018)》。在我看来,这部作品不只是一部特色鲜明的长篇纪实文学,更是一部有着强烈个人印记和鲜明理性思考的长篇史志性著作;对这部作品的观察不仅是一次文学研讨,更是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一次整体回望与思考。


我之所以作出以上的判断是基于作品本身鲜明地呈现出两点突出特性:一是选材的典型性;二是浓郁强烈的个人理性思考。

作品整体立意显然旨在为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光荣与梦想而放歌,这无疑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题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使改革开放成为当代中国最显著的特征、最壮丽的气象”。尽管如此,作品的这种整体立意毕竟还是通过浙江这样一个人口不过5000余万、陆域面积只有10万平方公里的小省来体现,浙江能否承受这样的使命之重?为此,胡宏伟给浙江打上了两个耀眼的烙印:一是“中国模范生”,二是“东方启动点”。关于“中国模范生”,作品亮出了一连串客观而耀眼的数据:“1994年后,广东、江苏、山东和浙江四省构成的第一经济方阵虽然彼此位次各有先后,但在中国遥遥领先的格局从未改变”;“自1985年起,浙江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已连续33年居全国各省区第一位;1997年,浙江在全国第一个消灭贫困乡镇;2005年,浙江在全国第一批取消农业税;2015年,浙江在全国第一个实现绝对贫困人口全面脱贫”……这样的成绩单在改革开放这样一场谁都无法预知答案的世纪“大考”中与“中国模范生”的称呼显然相匹配;而关于“东方启动点”,坦率地说,本人一开始多少有些犹疑,但看到作者对“启动点”的内涵有自己设置的限定——“在很多情况下,改革新世界率先在浙江生发,进而绽放于中国”,再联系许多耳熟能详的诸如“温州模式”、诸如马云的事迹,且浙江又位居中国之东,因而“东方启动点”之说也不为过。而正是这两个鲜明的烙印,胡宏伟以浙江为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样本进行透视,其典型性当毋庸置疑。

再说第二点。在《东方启动点》中,我们不时能读到胡宏伟的个人“金句”,诸如 “如果没有人的解放而仅有财富的解放成为改革的全部内涵,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改革是苍白且灰暗的”;诸如“中国改革不欢迎颠覆性对抗,根本的目的是在温和变革中推进和谐进步”;诸如“我们已经告别了改革攻坚目标十分明确的纯真年代,大无畏的改革勇气不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利益的多元化使得改革的含义同样变得多元化,在令人振奋的改革口号声中,我们的眼前却常常是大雾弥漫”。“从浙江到中国,下一个40年充满不确定的悬念。惟一确定的是,我们只有将改革进行到底,别无他途”……如果说上述这些还仅仅只是作者在叙事撰史之时按捺不住自己内心的冲动而发出的几句议论,那么作者对改革开放40年更多的理性思考则渗透在对作品整体虽看似不动声色实则颇有讲究的谋篇布局之中。

比如,全书“由两册六部十七章”组成,“六部”的划分其实是作者依据自己的思考将浙江改革开放40年所切的六大板块,而在具体的时间切割点上与一般史著的划分又并不相同。全书上下两册各三大板块,上册的三个切割点:“一是1985年‘温州模式’浮出水面;二是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讲话;三是‘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重要论断被正式载入修改后的国家宪法。这三个切割点分别确认了中国改革1.0时期的三个本质性命题:社会主义能不能发展商品经济?社会主义能不能培养市场体系?社会主义能不能壮大非公有制经济?商品、市场、所有制,三大命题均首先在浙江获得了重大破冰,甚至达到了一定程度的理论提升”。下册三大板块划分的内在逻辑同样如此,作者认为“在中国改革2.0时期的浙江实践中,有一个新起点和两个分隔点:一是以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擎画‘八大战略’新方向为新起点。两个分隔点分别是金融危机来袭,浙江粗放型低端增长方式深层次矛盾突显;北浙江及互联网新经济全面崛起”。由此可见,作者的这种切割显然是立足于浙江的改革实践,同时又置于整个国家改革整体的大背景之中,而这样一种不同于常态的切割则无疑是作者理性思考的结果。

比如,全书十七章的划分同样也是一种精心思考的结果,其基本逻辑大抵都是由某件事某个人引发出某个话题所构成,诸如第一章的包产到户缘起;第二章的“温州模式”出山;第三章的产权大变革;第十一章的浙商政治图谱;第十六章的政府自我革新等等。看似话题引领,实则问题导向。没有问题形不成话题,能够发现并抓住问题的密钥则只能是理性的选择与思考。

《东方启动点——浙江改革开放史(1978-2018)》无疑是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主题出版中涌现出来的一部重要作品。说它重要就在于它既有对浙江改革开放实践的精心梳理,又将其置于全国改革开放的宏大背景之下;既有扎实的客观事实呈现,又有鲜明的价值取向与理性判断;既立足于过往40年的辉煌历史,又有对未来发展的前瞻与警示。这就是该书的价值长存的理由。



用思想之刃解剖麻雀

作者:向云驹


胡宏伟的《东方启动点》是一次独特的由史志性达到史诗性的写作。它是非虚构的表达,但不是一般意义的非虚构文学;它是史记性的著述,但又不是一般的历史著述。它有非虚构的真实性、历史著述的史志性,又有丰沛的文学情怀、深刻的史家思想、敏锐的经济观察、生动的历史细节、鲜活的人物命运。这是一部出自新华社记者积数十年如一日对浙江改革开放历史跟踪报道、深入思考、冷静观察的力作,是一次力透纸背的记者写史,因而突出地显现出记者的发现性、思想性、参与性、观察性、真实性,比史学家的书写更具细节、亲历和在场,因而更令人信服,获得了巨大的史学价值、思想价值、文学价值。这是纪念改革开放40年众多著述中别开生面的一部著作。

《东方启动点》全程全景呈现了浙江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展现了中国改革开放百川汇入大海的历程,在宏大视野和背景之下,浙江一域的改革开放进程同样是由众多的探索路径、众多的地域经验、众多的发展特色汇聚而成的改革大潮和壮阔景色。从一个人口平均占有耕地最小的省份,经过改革开放40年发展,浙江改革开放成就的一个重要标志或指标是连续33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居全国各省区第一位,是中国各省市区中城乡差距最小的省份。而这一切的民间动力、民众努力、民族精神则是由人民的“千山万水、千言万语、千方百计、千辛万苦”的付出而凝聚成的浙江精神。

《东方启动点》是一部有史识和思想洞见的著作。作者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揭示浙江改革的独特性。在宏观层面,作者以浙江改革始于独特的省情,然后形成有别于广东改革的从上而下、江苏改革从腰部发力的特性,浙江是由下而上,形成民众推动、民众共享、民富国强型模式,其间作者多次把视点推移到中央国家层面对浙江改革开放的宏观指导和决策。浙江的改革开放历史在全局的走势中展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全局性、整体性、差异性、丰富性。在中观层面,作者结合自身长期跟踪报道过的人和事,梳理海量的材料,又运用经过实践检验的经济学理论,对浙江改革开放的经验、模式、类型做出了颇有说服力的概括和总结。浙江的改革开放是一种与浙江省情、民情相适应的由下而上的模式,是一种草根型市场经济,是基于资源匮乏、耕地紧张、地理边远、深度贫困引发的必然选择,它印证了改革开放的必然性,也揭示了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那双看不见的手的规律,创造了一种无形的看不见的脚的动力机制。以温州人为代表的浙江人走遍天下改变命运创造财富的性格,是与市场经济流动、交换、异域、易地的商品本性相契合的。哪里有商机就往哪里走,哪里有政策的空档就往哪里去,哪里有生存的空间就往哪里钻,哪里有发展的空白就往哪里占。“浙江改革开放40年的胜利是市场经济的胜利。”在微观层面,作者一一解剖了三亩模式、义乌模式、温州模式、大杭州经济、大湾区规划、八八战略、浙商沉浮、宁波帮和浙商“新四军”等等案例,有成功有失败、有经验有教训、有正向创造有负面创痛,特别是其中描写、分析、总结的为进步发展付出的生命代价和沉重损失,逼真地再现了改革开放历程的艰难困苦,使历史具有坚硬的质感。

《东方启动点》在全景呈现浙江改革开放40年历程时,用比较史学的方法和眼光,让我们发现和确证了浙江改革的许许多多的“第一”,第一就是率先,就是创新,就是破冰,就是变革,就是先锋,就是前沿,就是探索。第一就是启动。浙江对改革开放的启动,不仅是浙江的启动,也是中国的启动、东方的启动。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当代世界史上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和举足轻重的地位,浙江的改革开放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东方曙色。这些浙江创造、全国第一,项目细数下来多达几十类。其中既有率先从贫困农村转型工业、民间自发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这样的小中见大的事件,也有最早提出论证我国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的重大理论问题,以及最早破冰探索民营企业党建工作、最早推行股份制企业、最早提出和尝试基层民主新措施、最早出现向环境污染展开不屈抗争的乡村农妇这些影响深远的改革实践。这本书的生动叙事,将我们的记忆激活,此时我们仿佛恍然大悟:原来这么多轰动一时的人物、事件,都来自浙江!

《东方启动点》是一部充满睿智和思考的著作,作者是在用思想的利刃解剖浙江改革开放40年这只大麻雀,像庖丁解牛,酣畅淋漓。他从浙江历程中思索为什么要改革、改革向哪里去、改革的成败标准是什么等重大命题,并交出自己的答案。他也具体分析一些浙江富商的行为逻辑。比如对于著名企业家鲁冠球,他指出鲁虽不是浙江企业家中最富有的,但是他的经营理念、经济策略、管理思想是最具时代性和先进性的。他还分析某些巨商为了名利对水变油之类的把戏深信不疑,不惜投入巨资直至身败名裂,他客观地指出这些民营企业家的心灵深处的潜意识和他们对成功的渴望,分析得入木三分。他研究浙江改革中出现的跳楼、跑路、断指、炒房等种种乱象和背后的原因,最后直指根本:“在对浙江40年改革开放恢弘画卷的长期追踪观察中,我一直认为,至少在其前20年,浙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实现‘有钱人’和‘有文化的人’的统一。”他也用思想的力量揭开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的“义乌的秘密”。对全国妇孺皆知的温州模式的起伏进退反复,他层层剖析,按时段把脉,得出结论:“温州曾经的胜利从本质上是市场经济的胜利;改革兴则温州强,反之,市场经济败,则温州必败。只要中国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还在路上,温州模式就不会‘落幕’。”


中国激情 中国故事 中国时代

作者:木 弓



作家胡宏伟长篇报告文学《东方启动点——浙江改革开放史》以见证者的真情,以记者的敏锐,以学者的严谨,以思想者的勇气,以作家的睿智,全方位多层面地生动描述了中国浙江改革开放40年波澜壮阔、风起云涌的辉煌历史进程,真实反映了浙江人民开创自己美好新生活的现实,深刻表现了浙江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创造自己历史的那种锐不可挡的冲劲、激情和创造精神,塑造了浙江人民敢为天下先、敢于打拼的时代形象,讲述了新时代的中国故事,讴歌了我们伟大的时代、伟大的人民和伟大的民族,弘扬了时代精神。在当前一批反映改革开放40年的文学作品中,《东方启动点》充分显示了自己站在时代精神高地所拥有的思想分量和文化价值。


作者长期在新华社工作,是一名有着主流媒体新闻工作者必备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和专业素质的思想型记者。长期在改革开放第一线工作,多次参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重大事件的采访、追踪与报道,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浙江改革开放的历史,积累了大量一手材料、典型案例和精确数据,也在长期考察思考中不断积累和深化自己的思想,形成了自己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独有见识。这些,都是《东方启动点》写作的扎实基础。因此,这部作品有着开阔的视野、宏大的格局、坚定的逻辑和深刻的思想,并且把这些优势化为对浙江改革开放历史和成就的正确准确甚至精确的描述,由此提炼出重大而深刻的思想主题。

站稳人民立场、支持人民创造、显示人民力量是《东方启动点》主题最基本也是最突出的政治品格。怎样评价中国改革开放40年,怎样看待人民在这场翻天覆地的时代改革中的作用,是每一部选择这一题材的文学作品都必须明确回答的问题。事实上,由于每一个作家的立场、思想和认识不同,答案也不一样。《东方启动点》旗帜鲜明,把普普通通的人民群众当作创造生活、创造历史的主角,看到他们为自己的生存斗争不顾一切、勇往直前的拼命精神和不可阻挡的力量。作品的这种人民观,具有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

作品清晰地梳理了一条浙江人民从贫困走向富裕,从浙江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创造了令世人和世界瞩目震惊的经济奇迹线路图,让人们充分认识和感受到浙江人民创造自己美好新生活的能量与力量。事实上,普通群众的诉求朴实简单,就是吃饱饭、穿暖衣、安居乐业。可是,在长江三角洲流域这片富饶的土地上,过去老百姓居然还处于难以想象的贫困之中,过个好日子居然还是一种渴望和奢望。从基本生存条件开始,经过几十年的奋斗,浙江已经是中国商品经济发展最发达最先进地区。浙江制造的各种产品走向全国,甚至占领世界市场,成为“中国制造”的代表,为世界经济发展进步做出重要贡献。浙江就是这样代表着中国伟大的改革开放历史,也代表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代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些壮举和奇迹,都是浙江人民自己创造的,都归功于浙江人民的精神和力量。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东方启动点》写出了一个个生动的浙江故事,写出了一大批影响浙江经济发展以及影响中国和世界的弄潮儿、创业者、探险者,一大批商界制造业精英、成功人士,一大批潮起潮落的风云人物,由此组合挺立起浙江“英雄”般的形象。如鲁冠球、李书福、步鑫生、冯根生、马云、徐冠巨、王均瑶、南存辉、王振中以及许许多多的人。他们或曾经或一直活跃在浙江经济舞台上,或曾经或一直引领着地方经济的发展,或曾经或一直是地方经济贡献率最高的实业企业家。而这些浙江人物中,最感人也最应该令我们表示敬意的是作品写到的“两个半单干理论家”。他们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但敢于在思想最禁锢的时代,不识时务地上书中央,要求包产到户。结果当然是悲剧性的。他们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先声,永远回响在我们的时代上空。从他们身上,折射出一段历史,一个时代,也折射出浙江人民那种非凡的创造精神和力量。他们源于浙江这块土地和人民。作品正是从这样的思想层面上肯定这些创业者和时代精英,也是从这个思想层面上肯定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

勇于直面复杂的改革现实,敢于触动时代的矛盾冲突,是《东方启动点》主题的突出表现。中国的改革开放永远充满着矛盾与冲突。某种意义上说,改革越深化,矛盾冲突越突出、越剧烈。中国改革开放就是在不断面临矛盾冲突,不断解决矛盾冲突的过程中进步发展的。这种时代性的矛盾冲突在浙江的温州表现得格外突出也格外剧烈,因此也格外典型。温州创造了许多全国第一的经济奇迹,也产生了许多经济以至政治文化风险。“温州模式”实际上就是一个现实矛盾冲突体,就是一个时代的产物。要反映浙江改革开放历史,温州是一个绕不开的经济座标。怎样看温州,怎样评价“温州模式”直到现在仍然充满争议,仍然存在不可调和的意见矛盾,也因此一直是一个思想的难题。

《东方启动点》不回避矛盾冲突,迎难而上,主动触及“温州模式”问题。事实上,这部作品分析的大量案例都产生在温州,因而成为作品表现的主体内容。温州各种市场比全国任何地方都活跃,曾经比全国任何地方都混乱。到处是假冒伪劣产品,到处都在坑蒙拐骗。温州人搞实业是一把好手,工厂开到全国,开到全世界,但环境污染问题也非常棘手。温州人天生对金融对虚拟经济敏感,但民间的钱庄高利贷却有巨大的破坏力、杀伤力,像一个毒瘤一样,危及着国家金融安全。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温州模式”并不是一个褒义词,人们由此怀疑中国改革开放的性质与方向。作品真实地写出了温州历史进程中的一些怪诞的不正常现象,写出了这个经济发展的经验内在的矛盾与困惑。

事实上,更深层次的矛盾冲突发生在与现存体制的关系上。我们显然会注意到,“温州模式”从开辟小商品市场开始一直到做大做强,从走向全国到走向世界,一直都有一个对立面,那就是政府所代表的体制。温州的企业家实业家不断爆出违规违法,不断被国家政府有关部门整治打击,实际上是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的束缚矛盾冲突的问题。中国体制改革的进程发展得很快,也在不断适应改革不断深化的进程。这些是很多温州人“以身试法”倒逼出来的。经济改革的深化,必然带来体制的改革。而体制改革的深化,才能将经济改革进行到底。

肯定中国民营经济,展现中国企业家精神是《东方启动点》主题思考探索的重点。作品以大量事实和数据,说明浙江民营经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大。事实上,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如此之快如此之好,与民营经济的发展和发挥作用有着重要关系。有人说,中国改革开放,说到底就是改革公有经济,开放民营经济。这话也许不科学,但不无道理。至少有一点可以产生共识,那就是,中国的民营经济因改革开放而获生机,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命运紧密相连。从《东方启动点》中可以清楚看到这个规律。以“温州模式”为例,中国改革向前推进,民营经济就发展得好一些,民营企业的日子就好过一些。如果中国改革步子放慢了,或者停滞了、倒退了,民营经济就没有了发展动力,企业的日子就不好过,发展就很困难。作品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故事,把这个道理讲得非常清楚,令人信服。可见,民营经济与中国改革的关系唇齿相依。

不管我们怎样评价“温州模式”,有一点应该成为共识,那就是温州是中国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发源地。在中国,只有民营经济得到充分良性发展,才能培育出真正的企业家精神。也可以说,中国的企业家精神,是在民营经济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他们吃苦耐劳、积极打拼。他们头脑灵活、见缝就钻。他们勇往直前,敢为天下先等。这些企业家的品质,都是在生存斗争中发展出来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企业家精神的内涵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充实,也越来越具有先进文化的特质。这种精神正在积极地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之中,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文化之中。

事实上,产生共识并不容易。尽管我们的社会大量分享民营经济带来的成果,但许多人思想意识里,对民营经济仍带有偏见。这种偏见更多指向企业家群体。改革开放初期,主要担心剥削阶级重现我们的社会。随着改革的深化,大量民营企业家参政,人们担心这些先富起来的富人们在政治倾向上有可能要对我们意识形态进行挑战。忧患永远是必要的,但不可放大或过度延伸。《东方启动点》写到温州一些企业家当选为人民代表后,自觉为普通百姓代言,表达普通百姓的诉求,反映普通民众的心声。是想提醒我们,这一代富起来的企业家,仍然具有很鲜明的草根意识和价值观,他们仍然和人民一起奋斗,或者说,他们仍然是人民,仍然走在共同富裕发展的道路上。

《东方启动点》并不刻意追求文学性,却因其生动性和可读性,成为一部非常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新时代将是中国报告文学发展繁荣的时代。我们需要这样的优秀作品。




以信史的方式讲述现实

作者:郭 艳


这部报告文学以大量翔实的史料、人物、事件、图片和数据记录了改革开放40年浙江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因为群体数量庞大,居住面积广大,他们往往成为变革对象中最重要又最困难的对象。中央在1982年至1986年连续5年发布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作出具体部署。2004年至2016年又连续13年发布以“三农”——农业、农村、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了“三农”问题在中国社会现代化时期“重中之重”的地位。“一号文件”已经成为国家重视农村问题的专有名词。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农耕文明象征性符码——农民如何现代化,这是从传统进入现代最为根本性的问题,由此农民变革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艰难性也前所未有。作品从“三农”问题出发,叙述了浙江农民在改革开放中挑战既有的经济模式,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创新人的生产力。作家在新的“人”的层面,或者说在现代人的层面重新打量中国农民,叙述他们在深刻的经济变革中筚路蓝缕的艰辛,生产模式转型中的困顿,生活方式转换中的困惑,经济生活巨变的机遇和挑战,高科技创新和资本全球化的深刻影响……从而将中国农民的现代化转型放在更加深刻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生活中去打量、探究和评述。

这部作品从民间经济运行和老百姓个体经济生活的角度,阐释了20世纪后期中国农民在乡土中再创业的历程。他们在贫穷中求温饱,在温饱后求富裕,在富裕中求发展。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氛围中,这些自古以来“安土重迁、开荒种地”之民,开始了自身迈向现代化的步伐。文本提供了众多鲜活而典型的案例,展现中国农民如何从土地上脱身而出,进入商品经济和市场运作的现代经济生活,并以中国人特有的勤劳、智慧和坚韧开辟出一条条通向罗马的大路,从而紧紧抓住时代给予的机遇。中国社会历来有地域文化造成的生活样态和伦理文化风尚的差异性特征,占人口大半的中国农民因为各种复杂的原因,大多生活在一个缺失知识理性、科学技术、专门技能的氛围中,然而,即便是在这样一种冷漠、逼仄甚至荒凉的生存环境中,中国农民靠着他们世俗的智慧、坚韧的意志和超人的吃苦耐劳,从贫困、简陋和粗暴中走向富裕、复杂和温厚,当然也存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的暴力、贪婪和血腥。文本叙述了中国农民如何从基本生存保障的获得、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到现代生活方式的转变。既有波澜不惊的常态发展,也有大开大合的开拓与创新,从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揭示了改革如何让个体劳动者实现自我价值,普通民众成为财富的主人,以此深刻阐释了改革开放让社会民众参与变革并获得财富和机会相对均等的浙江改革模式。

这是一部摹写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及农民经济生活的信史,是一部凝聚着深度社会关怀和人文意识的作品。自近现代社会以来,中国传统乡土和农民就不断在内忧外患中进行着艰难的现代性转型。文本以浙江地域为典型,在农村经济和体制层面深度呈现和剖析了这种从传统到现代的嬗变。这种变革让中国农民的身份、经济地位、文化伦理价值等等都发生了质变,而文学所关注的是这种质变过程中,农民作为群体的整体性社会文化经验表达,农民作为个体的精神情感状态与特征。作者浓墨重彩地刻画了重要的历史关节点上的改革与发展,以大量史实呈现了中国经济的民间生成,提出了中国现代化转型中民间资本和生产力隐秘而强大的力量,也揭示了这种隐秘的东方/中国式经济何以进入当今全球化资本的过程。文本通过对于浙江经济现实多维度的呈现,真实地再现了城市化建设中农民和普通个体遭遇的种种磨难,这些人的遭遇就是近40年中国社会主流人群的遭遇,中国民间经济生态正是这些人无声建构的结果,也在更深层面对整个国家经济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影响。文本叙述了这些普通的中国农民如何从沉默者到经济主体建构者,从改变个体生活状态到民营企业以资本方式影响国民经济和国民生活方式,乃至到跨国资本的运作和国际性的经济合作与交流等。对中国农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改造——土地流转、集约经营、生态化农业等等,当现代社会的资本、技术、科技知识和契约观念真正进入中国乡土社会之后,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进程才能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进入良性发展。作品在现代人的层面重新打量中国的三农问题,摹写他们文明转型中的心路历程,从浙江区域性经济发展的视角,观察中国农民从农耕文明进入现代文明的艰难,提供这种质变过程中,农民作为群体的整体性社会经济文化伦理的深度表达。作品以文学的方式记录中国乡土生活几千年未有之变,以智识者的观察和内省传递乡土的沉默之声,以文本的信史传达作家的人道情怀和人文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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